彭真秘书揭秘:毛泽东为何担心彭德怀要反他?

资料图: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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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调到延安军委作战局工作,与彭老总有过一面之交。但直到1954年6月,我调到彭老总办公室工作,任分管军事的秘书,才开始真正接触、了解彭老总。虽然我在彭老总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长,1957年下半年即离开,到军事学院学习,但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使我了解了彭老总作为军事家以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图为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出席新华社国内分社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张道一云南人。1948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研究生,北平地下党学委干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调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干事、组长、办公室副主任、处长、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毛泽东年谱》时,组织了一个审读会,邀请我参加,因为我对解放战争这一段比较熟。去了以后,我看到《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3、284页编进了一个材料。1948年2月,彭老总率领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关中,在延川住了两天。他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小贩。根据调查结果,2月14日,他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说现在延川很萧条,纳税商户只有13家,且没有一家雇人的,都是小本经营,卖枣子、馒头、针线、火柴、土布、棉布之类的。一年实际上总共只收到9石细粮的税。彭老总建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活跃经济。

1959年至1966年,张道一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前后长达7年。跟随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非常重视,明确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当时解放区人口1.6亿,县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包括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庄。可以说,毛泽东接受彭老总的建议,活跃了城乡经济,使1.6亿人得到了好处。

本文系对张道一的访谈实录。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从工作分工上来说,彭老总负责指挥打仗,地方工作是西北局的事。也就是说,他完全不管这件事,也不能说他失职。但是,彭老总始终非常关心经济。他常常说,军事仅是手段,终目的还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跟着他出差,无论到哪,他都关心经济,注意调查研究,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收入。

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问:您从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边工作,前后共7年多,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您能先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吗?

答:“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人之多,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么多的人云集北京开会属历史罕见。1962年是什么情况呢?1962年是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开会是想总结经验。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毛主席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我作为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刘少奇和彭真是那样讲的,林彪却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失败。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林彪阿谀逢迎的这番话,明显地是另一种调子,但毛主席爱听,果然受到了称赞。“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这应该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

太阳集团43335.com,问:“七千人大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认为刘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以后对经济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是冲着他来的。这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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