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要对得起这份事业——专访演员冯远征

演员,要对得起这份事业——专访演员冯远征。冯远征开讲啦演讲稿:给父亲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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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好,我是演员冯远征,谢谢。近我在拍一部话剧,叫《司马迁》。有一天排练的过程中,我就纠结于,我在《开讲啦》要讲什么。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讲一讲,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一个东西——梦想。我们年轻人的梦想和理想,就真的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吗?可能大家知道司马迁,知道《史记》,还知道一个什么?宫刑,对吧?宫刑就是被阉割了,但如果那一时刻,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他不接受这个非常耻辱的,受到阉割的行为的话,可能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史记》了。这样一个伟人,他实现梦想了吗?他实现了,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了解他,了解他的痛苦?

蒋迪雯 摄

2004年,我们剧院在为去美国演出《茶馆》做一些准备的时候,我们在北京要先演几场《茶馆》。那个时候也是我,难度过的一段时间,是因为我的父亲一直病重在医院里头,已经报了几次病危。当那天我在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很快就要到我的剧院的时候,突然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来医院一趟,说报病危了。”当时实际上我右拐是去剧院,左拐就能看见去医院的那个口,然后我说不行,我要去演出。我哥跟我说:“你就先来一趟,你看一眼,然后你再走。你演出几点?”我说:“七点半。”他说:“现在才四点多钟,你为什么不能来?”我说:“不行,我说我要演出。”冥冥之中就我会跟我哥哥说,我说:“大哥,十点半之前,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如果有意外的话。”因为十点半,是我们这个戏演出结束。当我第二幕松二爷演完以后,我坐下来,我就等着谢幕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件事。我就拿起手机,我就看,我说我给家里拨一个电话,如果我爱人不接这个电话,那我父亲还在抢救,或者已经没事了。我就拨到家里的电话,两声之后,我爱人拿起电话来了。我意识到可能要有问题了。我说:“你怎么回家了?”她说:“没事。”因为我爱人不会说谎,所以她表现得语无伦次。然后我就问:“我嫂子呢?我哥哥他们呢?”“他们也都回家了。”她说:“我一会儿去接你。”我说:“不用,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已经走了?”然后她说:“你别着急,
我去接你。”我说:“没关系,你放心吧,我能开车回家。”电话放下以后,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在镜子里,看着自己。我身后坐的是吴刚,
我的同学,正好我们的镜子都有反射,他无意中一抬头,看见我在镜子里。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父亲走了。”他“啊”得一声,他说:“你赶紧走,什么时候的事?”我说:“刚刚。”他说:“你赶紧走。”“我还要谢幕呢。”“你还谢什么幕呀,你赶紧走。”那是我在北京人艺,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谢幕。到医院的时候,告诉我人已经送进了太平间,他们拉开了抽屉,打开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父亲非常安详,他就像睡着了。然后我俯下身,我去摸了摸他的脸,我心里在跟他说:“爸爸,对不起。我要面对一千个观众,我说希望你原谅我。”那是我有生以来,记忆当中以来,第一次亲了我爸爸的额头。我跟他说:“爸爸再见。”后来,我就眼看着那个抽屉关上。当第二天我再到后台的时候,大家好像似乎是知道我来了,所有人在门口等着说:“远征节哀,远征节哀。”我说好。那天我尽量放松地去演松二爷,但当我第二幕上场,变成老人的时候,濮存昕也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尽管他不是我父亲,但是我泪流满面。当然之后,可能有人也在说,说:“冯远征,你值得吗?你不孝啊!你可以不演这场话剧呀!你可以告诉他们说,你父亲走了,你要去送他!”但这并不是作为一个演员,可以能够面对一千个观众,去解释的理由。因为你的职业,不允许你去这样做。我一直在想,有得必有失,走到今天能有那么多观众喜爱你,是因为你认真地对待了你的观众。

一个演员——而非娱乐明星,若想对得起这份事业,必须做到什么?

我记得在2005年在美国,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坐飞机,我经常突然会惊醒。我就往窗外看,我一直觉得我父亲在跟着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默默地去跟窗外的云层去说,我说爸爸谢谢你陪着我,我说我一定用好的演出,报答每一个观众。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我一定会让你在天堂,跟所有的人说,我的儿子是好样的。所以走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摄制组迟到过。因为学会尊重,你才会被别人尊重;学会照顾别人,你才能够被别人照顾;学会尊重你的观众,你才能够让观众尊重你。你们还年轻,你们的父母还很年轻,但是学会珍惜他们,因为他们生养你们不容易。所以多爱你的父母,想到他们就给他们打个电话,不像我们这一代,对待自己的父母,不敢说出那三个字:我爱你。多跟自己的父母说“我爱你”;多跟自己的父母说“我想你”;多跟自己的父母说“保重身体”。他们需要的不是钱,他们可能就需要,短短的这么三句话。所以珍惜你们的今天,珍惜你们的父母,珍惜你们的家庭,你们才是幸福的人。

日前,在新剧拍摄间隙,演员冯远征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我们未来,事业也好、家庭也好,我们有多少个梦想?今天在来的路上我突然想,我说我10岁的时候,有理想有梦想吗?我突然发现,我大的理想梦想,就是我妈妈给我买糖,给我买好吃的。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干什么,但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爱上了跳伞。我希望将来自己,成为一个跳伞运动员。所以坚持,就坚持了5年。专业队和考大学,需要你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了去专业队。当参加完全国的跳伞比赛之后,我的教练告诉我说,专业队已经不要你了,那是我第一次茫然。我没有那么痛苦,说痛哭流涕,或者是特别难过。茫然地走出跳伞塔,茫然地走路回家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这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一件事。我突然没了,失去了,它不给我这个机会。那好吧,我就接受这个现实回家了。回家以后,我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那我只能成为了一个,当时的名词叫“待业青年”。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所以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就是属于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当一个演员对演技的认知、对自我的控制,以及对自我的审视等等,从他口中吐露时,我们不难意识到,这些都是他每日自觉思考并身体力行的事;而对一个演员而言,只有演技和修养本身,才是持久和有价值的。

在家待了两个月以后,我说那爸爸你干脆,给我走关系找一个工作吧。“我不管你,你的路要自己走!”好吧,后来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通过关系给我介绍了一个,去拉锁厂做拉锁。我当时特别兴奋,因为在小的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我觉得我要戴上那个鸭舌帽,穿上背带裤,脖子上扎着白毛巾,是吧。手拿钢钎,或者手拿一个什么东西,太好了,太伟大,太漂亮了!所以我一宿没睡着,很兴奋,我要当工人了!可是当我走到那个街道工厂的时候,撩开那厚厚的门帘进去的时候,我耳边充斥的全都是:当当当当,干嘛呢!我突然发现所有的工人,一人拿一个小锤子,在砸那个拉链。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临时工生涯。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因为不是我理想当中的那个事情。我每天是拿一个锤子,要敲多少条,就是你敲一条大概几分,一两分钱,你敲足够了以后,你一天可以挣到一块钱。所以那个时候我月工资是,加上一点点补助,恐怕也就30块钱。但是我满足这个收入,我并不满足我想干的这个事。很巧,我们那个工厂有一个文艺青年,后他说:“冯远征,走,我要去一个朗诵声乐班,跟我去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跟他去了。当我第一次到了这个朗诵声乐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我面前,打开了另一扇门,很新鲜,没见过。然后一群人说话都是:“你好,我是谁谁谁,你今天的朗诵怎么样了?”全是这个,哎呀,太新鲜了!我也开始跟他们一起去上课,上了几节课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很喜欢,我希望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演员。那时候没有明星这个词,只有演员。我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能学到表演的地方,比方说海淀、东城、西城、朝阳、崇文、宣武,就是所有的文化馆,或者少年宫。只要办这种班,我一定都去,我去学习,我去追求我所谓的梦想,或者是理想。所以当有一天,我去考电影学院的时候,那是1984年,被当时一位文艺片导演,叫张暖忻的女导演,在复试考场把我挑中了,让我去演她的电影的男一号,叫《青春祭》的电影,突然觉得我的梦想实现了。太好了,我是一个演员了!我那7个月沉浸在幸福之中,我沉浸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后一天拍完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后一天是拍我的镜头,拍我的一个特写。那个特写拍完了以后,导演宣布停机了。突然自己特别特别地失落,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因为我的父亲,不太同意我做演员,所以我悄悄地,就回到自己住的那个屋子,我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因为很少给我爸爸写信,几乎没写过。我说爸爸,我们的电影终于拍完了,我说这也意味着,我又该回去待业了。我说作为我,没有想别的,我就是喜欢这个,我想做这个。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日期吧,那时候我22岁,我说如果30岁之前,我还没有做演员的话,那我就随便去找一个职业,去做就可以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撞南墙不回头”,我说30岁是我的南墙,那个时候我撞到南墙以后,我尽管撞得头破血流,我回过头来看,我自己走的路的时候,我不会哭,我会欣慰地笑,因为那是我自己走的。

有两件和冯远征有关的小事。

第一件,是在一场戏结束后,众演员纷纷脱下戏服还给道具组。还上来的衣服中,有一件折叠整齐,甚至连扣子都一粒一粒按原序扣好了。这是冯远征交还的衣服。

第二件事,是冯远征几乎不迟到。只有一次去参加活动,遇上大堵车,晚到十几分钟。到了现场,迎上来的人邀请冯远征先去喝口水,但冯远征径直冲上台向久候的人鞠躬。陪伴他多年的经纪人知道,他不能忍受自己没守规矩。

规矩和自律,是冯远征对自己的要求。不长的访谈过程中,他也多次强调这两点。他说,演员——而非娱乐明星,若想对得起这份事业,就必须做到这两点。

他一直上半身绷直,对话全程不靠椅背地坐着。一边回答提问,一边用眼角余光看到摄影记者的走动,然后以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幅度,调整了身体的朝向。微微几厘米的变化,大大方便了镜头捕捉。

所以,当他谈及演员对自我的控制,以及对自我的审视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他谈论的,不过是他每日身体力行的事。

我对着镜子想,为什么父母把我生成这样

解放周末:由毛卫宁执导、高满堂编剧的电视剧《老中医》正在上海紧张拍摄。您在剧中扮演医生赵闵堂。听说您祖上也是中医?

冯远征:我的祖父是陕西韩城治疗伤寒的名中医。在我大约四个月大的时候,父母曾带我从北京回韩城老家,那时祖父抱过我。不久他过世了。

我们家在韩城有个大宅院,早年家境应该还不错。但父亲和继母相处不好,18岁时带着我的叔叔和姑姑离家出走投奔延安。不久我的叔叔和姑姑陆续返回老家,但我父亲一直在外参加革命,参与了空军的创建,后来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一直做到参谋长离休。我们全家没有人继承学医。但老家的传统和规矩,以及军人的自律和纪律,变成了我爸爸骨子里的东西,陪伴了他一生,然后也遗传给了我。

解放周末:您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多吗?

冯远征:不多。他一直很忙,常年在外,不苟言笑。我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大家都说北京可能也会地震,我们都离开家属楼,住在大院空地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但父亲没有来照顾家人。父亲那段时间在指挥北京军区空军飞机在唐山的起降。等到我们全家见到他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

解放周末:没有想过和父亲一样参军?

冯远征:我三个哥哥里有两个都当兵了。我在大院待太久了,就没想参军,但中学时我参加了一项军体项目——跳伞。当时体育运动复兴,一些专业院校到各个中学来挑选人才,我被选中,从1978到1981年几年间,我一直在为成为专业跳伞运动员做准备。之前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是跳伞打开了我性格的另一面。

运动员在赛场上,要学会释放自己。在学习跳伞的时候,我第一次学会了骂街。我们练习时是塔跳,从高塔跳到沙盘里去。有时我们要做特技,比如两个人跳一个伞,有时我们要在快到地面时脱伞,有时我们要在空中和地面互相喊话。在做所有这些事的时候,我必须学会面对恐惧。

但是也是因为跳伞,我耽误了1981年的高考。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也没能进入专业跳伞运动员队伍,等于两头落空。我当时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后来想,要不去考艺术院校吧。

解放周末:在此之前对表演有概念吗?

冯远征:不了解。在真正学表演之前,甚至都没去剧场看过一次话剧。我年轻时,男演员的标准是唐国强和朱时茂这样的帅哥。而我不好看,因此报考过程处处碰壁,所有的老师看到我都说:“你怎么办啊……你长这样……呃……”

直到1984年,我在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考场上,被导演张暖昕选中,出演电影《青春祭》中的男主角任佳。但等《青春祭》杀青,我又失业了。那个时候我想成为演员,但别人不承认我是演员,我不属于任何单位或组织。我很苦恼,对着镜子想,为什么父母把我生成这样。

解放周末:什么时候和自己的长相和解了?

冯远征:考进人艺。因为觉得人艺是施展演技的地方。人艺很多老艺术家,颜值也不是很高嘛。我觉得那个地方是真正的演员的天地。

我必须既是戏中人,又是自己的旁观者

解放周末:跳伞和表演,有相似性吗?

冯远征:我觉得是有关的。跳伞的时候,你是把自己交付出去的。而每个演员在演绎角色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另一个人——交付到角色身上。只不过看你交付的多或少。

解放周末:演出结束后,角色会反过来影响你吗?

冯远征:现在不会了。可能刚开始做演员的时候,还处于摸索阶段,会受角色影响。等到抽离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受。但那是在还不懂表演技术性的时候才会有的感受。

随着自己日渐成熟,就不会再这样受角色影响。我常常想,演技为什么叫演技?因为它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既然是一种技术,我会随着表演经历越来越丰富而越来越熟练地掌握它。

解放周末:每一次演出都把自己交付出去,会不会渐渐觉得自己被掏空了?

冯远征:我不会掏空。因为演戏的时候,我不会全部交付出去。我不会全情投入。

解放周末:不会完全投入?

冯远征:恰恰不能也不应该全情投入。表演是一种技术。我必须时刻审视自己是否正确。我心目中的好演员,在表演时不是完全投入的。必须有一个自我,随时在审视自己表演的是对还是错。

解放周末:表演的同时,也在做自己的旁观者?

冯远征:对。

解放周末:灵魂出窍一样?

冯远征:不出窍。你的灵魂永远不能出窍。灵魂永远在控制着你。表演不应该是一个完全投入进去的事。比如我要演一个杀人犯,难道我先杀个人才能演吗?难道我必须杀了对方才能完成这次演出吗?

表演是假定性的。那么既然是假定性的,就不能是纯真实的。我们是在营造一个真实的环境,是在塑造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作为演员,一路走到今天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表演不能全情投入。投入,是要投入的。但你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另外的自我在审视自己的表演是否正确。

解放周末:在片场演戏的同时,也保持审视?

冯远征:有。必须有。

解放周末:是一边在演戏,一边像导演一样坐在监视器后的感觉吗?

冯远征:不仅是假设自己像导演一样坐在监视器后面。你要控制自己。比如我刚刚在《老中医》拍那场戏时,现场走了十几遍。为什么要走十几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一边走,一边要配合摄影机,还要配合光,还要和群众演员配合。稍有不慎,就要全部重新来。如果我都配合到位,但摄影机配合不好,也得重来。我在走一趟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步幅的快慢,同时还要演戏,还要顾及摄影机在我这里的角度,所以你想,怎么可能全情投入呢?所以好的表演应该是有控制的。

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控制。在话剧舞台上也是这样。如果幕一开,在舞台上一旦出现问题,比如道具掉下来,台下有人发声响时,我还能是台上的角色吗?我不能是这个人物了,我得作为演员来应对和快速解决这些问题。我必须既是戏中人,又得解决舞台问题。这都是需要演员去掌控的。

表演的过程中有种节奏感,所以表演是一种技术。表演的同时,必须从自己里面分出一个自我来,随时审视自己哪些地方做的正确、哪些地方不正确,随时修正自己。

表演不是教出来的,表演是开发出来的

解放周末:现在您在北电和上戏给在校学生上表演课,是否也是想传递这种理念?您在很多场合都说到,如果今天中国演员表演有问题,问题出在教学上。您觉得表演教学上主要有哪些问题?

冯远征: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很多教表演的老师都不会演戏,也没演过戏。有没有表演经验,上课是不一样的。理论经验太多,缺乏实践经验,这样教出来的学生真走到实践中,就两眼一抹黑了。

解放周末:您觉得表演教得出来吗?

冯远征:表演不是教出来的。表演是开发出来的。

解放周末:每个人是一座未知的矿山?

冯远征:每个人是一座已知的矿山。你有他有她有,你们每个人身上的表演天赋和我一样多。

区别在于开发的问题。我在北电,是给摄影系学生上课,第一次用18天的时间,把他们从零起点教到上台演《哈姆雷特》,而且演得很震撼。第二次上课,我用了26天时间,一群孩子到上台的时候是演《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戏最后被邀请到天津大剧院正式演出。

解放周末:据说,您在授课的时候,不仅会教学,还会促膝谈心。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冯远征:不谈不行。在和学生沟通的过程中,你必须去了解他们,你也要让他们了解你。这种教学的基础,是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但是现在独生子女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力太强,对于自我的保护意识太强,他们在温室里长大,很胆怯也很警惕,不愿意在你面前袒露心声。

解放周末:您去了解他们,是为了知道他们适合演出哪种角色?

冯远征:不,我是为了塑造人。我想让他们发现社会,发现自我,学会相信别人。从事这个行业需要团队精神。虽然他们在一起,形式上似乎组成了一个团队,但他们却不信任别人。同一届学生,之前除了见面,不认识对方。我觉得表演课上,必须让学生表现出最真诚的一面。不然以后你如何真诚地面对这份事业呢。

解放周末:您让学生们做的事,可能和跳伞一样艰难——让他们跳出安全区。

冯远征:他们必须跳下来,必须从自我的小圈子里冲出来。

在北电,我已经教了四拨摄影系的学生。我觉得他们的改变不仅是知道表演了,而且知道团结了。一开始在一起拍戏他们会互相排斥,但后来他们发现必须团队合作。一开始他们习惯拖延,习惯别人为他们安排好一切。有的同学把一周的脏衣服寄回家,然后父母把一周干净的衣服寄回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未来是很可怕的。我想,多多少少我教会他们学会了如何关心别人。现在他们自己有个群,有人拍毕业大戏,需要什么帮助,只要在群里说一声,会一呼百应。他们遇到大事也会和我聊。还有学生在中学里教孩子演出,教的学生在全国比赛中得了特等奖。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能用上我传授的东西,当他们把这些信息反馈给我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开心。

解放周末:您会对他们有期待吗?希望他们像您一样成为格洛托夫斯基表演学派的传承者?

冯远征:我希望他们成为中国电影行业的支柱,不只是格洛托夫斯基的传人,而是成为中国表演学派的传人。我希望他们身上具有更强的中国特色的表演的东西。

解放周末:您觉得您不仅在教他们演戏?

冯远征:我就是想开发他们尽量完整一点的人生吧。

这边是医院那边是剧院,我最后选择去剧院

解放周末:您本人是被谁开发的?

冯远征:我是被我的经历开发的。

解放周末:在您的《我穿墙过去》一文中提到的格洛托夫斯基学派传人、德国教授梅尔辛,她应该算是您的一个开发者?

冯远征:她真是我人生和我表演的一个开发者。1986年她来人艺教我们表演方法时觉得我很有悟性,想邀请我出国进修。我拒绝了,因为当时好不容易进了人艺。但到了1988年因为失恋,我受不了打击,一心想逃避,在这种情况下才去了德国。梅尔辛对我很好,创造一切条件希望我留在德国,但我最后还是离开了。

因为到了那里我发现,如果为了留下,我要么假结婚,要么开个中国餐馆,要么就当个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哪一种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永远是边缘人、外来者,永远不会属于当地。当时我一个朋友等了十几年终于拿到了德国护照,我请他吃饭恭喜他。他说:“恭喜什么呀,我回中国还要签证。”我忽然意识到,我要的不是一种安逸的生活,我真正想要的,还是做演员。

解放周末:这种感觉有点像离开一个人后,才发现自己其实爱她?

冯远征:是的,对演员这个身份,应该有这种感觉。我还是想做演员。虽然在德国的剧团我也能演出,但都是演一些不重要的、别人分配的角色,这不是我想要的表演。另外我觉得格洛托夫斯基学派不传到中国也很可惜。我离开德国,梅尔辛很失望,但我今天做的一切,都是她给我的影响。比如我现在去大学上课,是有选择的,不是冲着钱去的,我注重的是传播这件事本身。

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别人会说我像德国人一样严谨、顶真。本来我是人艺的演员,回来至今我依旧还是人艺的演员。但区别是,我更清楚我要做什么。比如一件事,我一旦要做,就要做到我认为我能力范围内最好的。还有拍戏,我一定只拍我喜欢的戏。可能我这几年少赚很多钱,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做的任何选择。

也许人生中很多事都不是我主动选择的。但当时回国是我主动选择的。回国后不久遇到下海潮,这对我一点诱惑也没有。我要做演员,我必须做演员。做好这件事就行了。

解放周末:您的太太梁丹妮老师的父亲梁信是著名编剧,他对您的工作和人生是不是也有影响?

冯远征:我们从小就知道他写的《红色娘子军》。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一生除了最后的十年,一直在写。在出版业比较低迷的时候,他自己出钱出了全集。我们事后才知道,说我们也出点钱吧。他说不用。

解放周末:很硬气。

冯远征:对,很硬气。

解放周末: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冯远征:想起码成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一个人吧。我做演员,不说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吧,起码我想无限趋近于自己心目中、我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标准。

如果是娱乐明星,你做什么都有可能。但如果你想成为好演员、艺术家,你必须自律。比如演出电影《1942》,为了演出饥民的状态,我们必须迅速减肥。靠吃泻药和靠纯饿。这其实是损害身体的。当时我瘦了6斤,张国立和徐帆瘦了十几斤。有一次在片场,我坐着,张国立坐我边上。我一回头稍微动了一下,张国立马上问:“你吃什么呢。”我伸舌头给他看:“哥,我啥都没吃。”他说:“哎哟饿死我了,我看你嘴动一下以为你吃什么东西。”不是真饿的人,不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反应。这就是演员。

我和爱人丹妮,也都遭遇父亲去世和演出的冲突。2005年我的父亲去世时,我出门去演《茶馆》,路的这边是医院那边是剧院,我最后选择去剧院。这就是演员的天职。丹妮的父亲梁信,是今年大年初一早上十点去世的。我们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回广州,但大年初二丹妮有演出,如果去了广州不能准时回来会耽误演出。最后我们决定不回广州。初一的晚上,我陪在丹妮身边整整一夜,我一会儿哭,一会儿哭,我觉得这对演员来说太残酷了。当时丹妮在演《日出》,她在台上要笑,她还要跳舞,但她背负的是痛苦。

解放周末:戏比天大。

冯远征:对,是这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就是演员的天职。一千多个观众买了票子来,我说我演不了了。可能现在的观众比较宽容能理解。但也会有人不理解。我的天职在这里,我只能放弃,对吗?我只能放弃小家的那一面。但这就是演员。这是一个演员应该做的。

解放周末:您曾经说过,每年到了年底,会对自己的一年的表演做个总结,会把好的坏的都清零一次。

冯远征:是把好的忘记,把坏的记住。

我演安嘉和,别人说我是家暴男;演一些边缘角色,别人封我“变态专业户”,但那都是别人封的。我只是很认真地完成了这个角色。你觉得我之后的表演里还有过安嘉和吗?没有了。他就是在那个戏里,我不会带到以后的表演中去。这次《老中医》演完了,就到年底了,我也会梳理一年演过的戏。好的我就不记了。我不带到下一个戏。

解放周末:中医冯大夫家的孙子这次演中医,老家韩城的人会很高兴吧。

冯远征:在我老家还真是这样。我的新戏出来,家里亲戚会一起看,第二天全城议论。2005年我回韩城的时候,全村人出来等着、拦着我车。亲戚说:“你必须和全村人说几句话。”我就说,“啊,那谢谢大家吧。”大家呼啦啦鼓掌。忽然觉得家乡人对你的喜爱和自豪,让我无以报答,我觉得我要更努力工作。

解放周末:接下去想演什么角色?

冯远征:没有了。我期待下一个剧本。

人物小传

冯远征,1962年生,1985年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赴联邦德国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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